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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型现代警务机制提升超大城市安全能级******

　　2022年，上海警方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团伙26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500余名。　上海警方供图

　　中新网上海1月10日电 (记者李姝徵)高水平的安全保障了国际化超大城市的繁华，也是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关键。来自第三方的调查显示，2022年度上海公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两项数据连续第10年实现“双提升”。

　　2022年，上海公安机关以“一平台、三体系”新型现代警务机制为牵引，持续推进风险隐患清零、精准打击犯罪、便民政务服务等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推动城市安全向更高水平迈进，为上海在新征程上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保驾护航。

　　主动除隐患，实现事前预防治理

　　“老于，最近你店里有没有一个年轻人来卖电瓶车”“有有，你这里也有吗”“这么巧，我这里前几天也来过”……“平安商户联盟”微信群内这段聊天内容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该群内商户大多是电动自行车经销商。金山分局金山卫派出所当即组织警力对该情况开展循线排摸，成功侦破一起连环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

　　上海警方全力优化便民服务模式，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的改革举措。　上海警方供图

　　上海公安机关努力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依托“动态隐患清零”主动防范体系，积极打造特色品牌，通过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平安屋”及“平安商户联盟”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截至2022年底，已建成“平安屋”2100余个、组建“平安商户联盟”队伍270余支，日均参与值守群防群治力量1.2万余人，延伸了主动发现隐患的触角。

　　闵行分局浦锦路派出所人民调解室内，两位纠纷当事人在民警、调解员和律师的帮助下握手言和，一起因长期漏水引起的邻里纠纷就此解决。

　　上海警方在全市范围推广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纠纷调解模式，将矛盾最大限度化解在基层。　上海警方供图

　　邻里、家庭等矛盾纠纷潜伏性较强，久而久之可能会引发治安甚至刑事案件。对此，上海公安机关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社区民警“平安建设的组织者”作用，积极发动辖区内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滚动排摸邻里、家庭等矛盾纠纷，力争做到及时主动发现。同时，在全市范围推广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纠纷调解模式，将矛盾最大限度化解在基层。2022年，共化解矛盾纠纷63万余起。

　　武宁南路武定路路口，施工人员正在调整地面车道的标志标线，现场疏导交通的静安分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张稳对记者说道，“近期，我们通过对各重要路口车流的分析研判，重新调整相关路口的交通标志标线，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

　　道路一旦发生拥堵极易引起交通事故和安全隐患，超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一直是全球性的难题。上海公安机关运用“易的PASS”等智能交通分析系统，实时分析比对大车流情况，不断优化调整道路交通标志标线。通过主动优化各大拥堵路段、路口的交通标志标线，有效缓解了道路通行状况，极大挤压了交通隐患滋生的空间。2022年，共优化调整各类交通标志标线780余处，全市交通事故同比下降31.2%。

　　精准打犯罪，保障经济向稳向好

　　“世界杯刚刚落下帷幕，在球迷享受精彩赛事的同时，我们对‘赌球’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了专项打击整治。”治安总队治安行动队副支队长薛文渊介绍，11月中旬以来，上海警方紧盯网络赌博线索，主动巡查、精准研判各类信息，坚决铲除赌球窝点、斩断渗透链路、摧毁组织体系，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截至目前，全市公安机关共侦破赌球刑事案件26起，查获涉案赌资1300余万元(人民币，下同)。

　　在严打网络赌博犯罪的同时，上海公安机关依托“分类统筹集约”精准打击整治体系，深入开展“砺剑”系列专项行动，全力攻坚电信网络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突出违法犯罪，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向稳向好发展。

　　3名“90”后同租一屋竟申请4根网线，原来是为远在国外的诈骗分子提供语音通话技术服务......近日，奉贤警方开出了上海自2022年12月1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后的行政处罚首单，具有“帮信”违法行为的3名“90”后分别被处以罚款5000元。

　　电信网络诈骗之所以如癣疥之疾般难以根除，与其背后庞大黑灰产利益链的支撑密不可分。2022年，上海公安机关紧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动向，全链条打击为诈骗分子非法提供通信、网络技术支撑和非法转账洗钱的黑灰产团伙，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团伙26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500余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案率持续上升、发案数持续下降。

　　当下深受广大年轻群体喜爱的剧本杀竟也有假货？近日，上海警方联合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成功侦破全国首例侵犯剧本杀著作权案，抓获盗版印刷、网络分销、线下门店等全环节犯罪嫌疑人39名，捣毁仓储、销售窝点15处，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

　　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导致危害市场秩序安全和市场主体权益的经济犯罪日益凸显。对此，上海公安机关不断紧密与市文旅局、市版权局等行政部门的合作，强化精准预警、精准打击、精准处置能力，严查严打严防各类侵犯著作权犯罪。针对此类犯罪跨地域、团伙化的趋势特点，坚持跨省作战、深挖严打，全力维护一流营商环境。2022年，全市公安机关已侦破侵犯著作权类案件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0余名，涉案金额17.7亿余元。

　　便民优服务，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这项政策真是太方便了，我们夫妻不用特意请假回老家给儿子报出生了，在上海就可以直接打印儿子的《居民户口簿》，太感谢了！”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江苏籍居民周先生，仅用1分钟就在派出所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成功打印了《居民户口簿》信息，成为“长三角区域跨省(市)新生儿入户服务”由“缴旧寄新”到“直接打印”转变升级后的首位受益群众。

　　2022年，上海公安机关全力优化“一口受理、联动审批、快捷收付、一网通办”的便民服务模式，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的改革举措。

　　“现在无犯罪证明可以直接全程在手机上申请、出示，简直太方便了。”在松江分局方松派出所窗口民警指导下学会线上申请的李女士喜笑颜开。

　　围绕“足不出户能办事，跑路最多只一次”目标，上海公安机关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基础，推动公安政务服务从线下窗口向网上办事转型。以市民群众最常开具的户籍证明和有无犯罪记录证明为例，自上线以来，这两张证明累计在线开具270余万张，减少群众跑动270余万次。

　　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可办能办”的基础上向“好办快办”目标转变，上海警方充分发挥公安数据治理应用优势，牵头开发了公安电子证照制证和调用系统，全量归集制作了身份证、户口簿等63类9500余万张电子证照，市民群众可以通过“随申办”亮证使用。同时，警方积极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先后推出电子证照在宾馆住宿、路面交通查验等场景中的应用。

　　除了各项便民举措，上海警方持续推出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试行“浴场”“宾馆”和“网吧”等3个行业“一业一证”改革，探索建立“一证准营”的行业综合许可制度，将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让经营者更加坚定扎根上海的决心。(完)

刘跃进的谦和与《从师记》的严苛——写在“《从师记》暨新时代学者散文研讨会”前******

　　顾友泽

　　刘跃进先生的新作《从师记》出版，拜读之后，收获颇丰。《从师记》是一部散文集，主要记载先生的求学经历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事。虽然是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线索，然而内容却异常厚重，这是因为作者早年生活的“那个时代，激情澎湃，如同我的名字，一直在‘跃进’中”，在介绍自己的求学经历时，不可避免地反映那个波谲云诡亦且波澜壮阔的时代。而且，作者转益多师，其所师从或交往者大多为学界名流，本身就有很多为人关注的事迹。如此种种，决定了该书的内容必然不同凡响，精彩纷呈而浑厚淳雅。

　　虽然作者并不刻意抒情，甚至在情感表达上非常地节制，但这部《从师记》还是给读者带来了很多的感动与感慨，比如作者因母亲的提醒而失去了也许会产生美好爱情的机会而心情复杂就令人唏嘘，作者对自己早年学业先天不足而导致不得不放弃作家梦想的描述同样引起很多同龄人的共鸣，至于其在艰难环境中备战高考时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更是令人感动。然而，最令我感动的是作者对学术尊严的维护与学者交往之间的温情。

　　作者对学术与学者的尊严非常看重。他在《斯人已逝，德音未远》中谈到自己作为大三的学生看到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时的感受：“我并不能完全读懂，但可以读出学术的厚重与学者的尊严，那是我向往的境界。”而作者自己到扬州大学讲学后，也同样得到了这样的赞誉，王小盾先生在给作者的信中写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厚博大，其尊严及其生机，都由你谦和地表达出来。” （《求其友声三十年》）

　　正是出于对学术尊严的维护，面对良莠不齐的学术界，作者忍不住对当前学术弊端提出严苛批评，其在《裴斐先生的傲骨与逸情》中指出当前学界存在消解经典，或者躲避经典，同时：

　　在方法上，因循守旧，为论文而论文，为学位而学位，缺乏学术个性，更缺乏活的灵魂。在态度上，仰慕洋人，唯洋人马首是瞻，洋腔洋调。在结果上，书是越来越多，垃圾也越来越多。

　　又在《从师记》中说 ：

　　现在有些专著，往往连概论都不如，只是依据既有的知识，预想一个题目，然后利用现代手段收集相关资料，拼凑成书。这样的成果，或许能给作者带来一定好处，对学术界来讲，几乎没有借鉴意义。

　　作者平时与人交往温文尔雅，几乎未曾见其动怒，但是对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却还是直言其弊，体现出维护学术尊严的高度责任感。

　　那么，如何维护学术的尊严呢？作者通过介绍自己所崇敬的师长，具体而形象地给出了答案。

　　首先，维护学术尊严就要尊重学术本身。作者认为，学术本身是厚重的、博大的，无论是谁都无法全部把握，因而面对学术，始终要保持着谦卑之心。其在《好诗不过近人情》中谈到自己在杭州大学学习的体验：

　　这些课程，内容浩繁，一时难以消化，但是它却向我打开了一扇窗，可以真正感受到世间学问的博大浩繁。

　　在《从师记》中又写道：“大千世界，图书无限。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读不了多少书。”一个人取得的成就，面对既广且深的学术殿堂，何其渺小。故作者引用罗宗强先生的话说：“现在很多教授还不明白山外有山的道理，以为自己写了几本书就是专家。”学术研究如果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故步自封，结果必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者又引用姜亮夫先生的话：“登高望远，你才会知道世间学问的博大，自己的渺小，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记忆中的水木清华》）面对学术，学者理想的状态应该像傅璇琮等先生那样“学问既深，义气自平。”作者赞美这样的状态，亦追随前辈的风范。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认为，做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有学术品格。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师长们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文献基础、恢宏的视野、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坚强的毅力等不厌其烦介绍。介绍姜亮夫先生，写其临终前对学生的“最后最高要求”，令人感佩不已。记录叶嘉莹先生之论：“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真诚则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做人做事要真诚，学习钻研要真诚。真诚是做人的重要标准，古代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彰显出叶先生修辞立诚的风范。而记叙罗宗强先生指导作者写作学年论文的详细经历，则让我们看到罗先生一丝不苟、严谨到近于苛刻的程度的形象，而罗先生的学术品格也呈现在我们眼前。尤为令人感动的是，作者专门为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与名声，也没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的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主任汪蔚林先生作传，表彰其甘于奉献、勤勤恳恳，以专业的精神服务文学所的学者的事迹。在作者的眼中，学术分工并无高下之别，敬业的精神都值得人尊重。

　　其次，维护学术的尊严就要求学术研究本身不俗。作者在《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中特意援引王国维的话：“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而有意外之收获。”作者阐释说：

　　王国维先生就是想告诉学生，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有太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又在《从师记》中引用钱穆的话：

　　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一己亦无所谓失败。

　　作者高度认可这些说法，并且身体力行，其学术研究，不务空言，言必有得，往往能够从文献的细枝末节中发现历史的某些真相。而其对当下学子攻读博士学位的目的，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过三年的专业学习，我们的学生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益处。开卷有益，没有白费的工夫。重要的是要阅读，要有积累，不能有太强的功利目的。

　　学术不仅不是追求世俗利益的工具，甚至学术本身并不带有目的，是无用之用。

　　再次，维护学术的尊严要求学术研究者能够做融通的学问。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说：“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学术如果格局太小，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局限。只有将局部放到整体中考察，才能真正发现局部的特征与意义。作者接受众多名师的亲炙，提出学术不能流于琐碎饤饾，支离破碎。其认为学术研究中的文学研究应该遵循刘知几《史通》中提出的才、学、识三者并存的原则，并阐释说：“才就是艺术感受，学就是文献基础，而识则是理论素养。”而当下有些研究，“仅就某一点而言，似乎有一得之见，但是，倘若通盘考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好诗不过近人情》）这样的研究，是不足为观的。相反，作者赞同这样的研究：“也许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是在这课题的背后，你却感受到坚实厚重的学术支撑。”（《好诗不过近人情》）这些观点，正是师长们对作者耳提面命的结果。罗宗强先生教导说：“工夫要扎实，但不要钻牛角尖……思想还是开阔些好。”（《从师记》）姜亮夫先生在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说：“不要培养电线杆子式的专家，而是粗通中国文化的学人。”（《从师记》）在“最后最高要求”中提出：“培养自己‘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的能力”“不做支离破碎的学问。”（《记忆中的水木清华》）曹道衡先生起草的《先秦两汉文学博士生培养计划》提出：“应强调史料和作品本身，坚决反对空谈、人云亦云及发奇谈怪论。”（《从师记》）作者就硕士论文求教于魏隐儒先生，得到的答复是不赞成写空洞的诗文评类的文章。傅璇琮先生提出：

　　学术著作，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似一级一级的楼梯，要扎实，便于扶着向上，使人能“更上一层楼”，以便“欲穷千里目”，而绝不能是用花纸包扎的虚阶，看起来颇能目迷五色，但一踏上，就会使人跌下，害人不浅。（《斯人已逝，德音未远》）

　　受到众前辈的影响，作者也特别重视学术中研究资料的编纂，也多次介绍前辈学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又现身说法，启人深思。

　　学术之外，《从师记》这部书带给我的感动，是作者与众师长之间的情感。毫无疑问，作者对书中所介绍的师长怀有深深的感激，在《引言》中，作者写道：

　　在我过去四十多年的求学经历中，老师们的影响既广且深……我很景仰他们，也很感念他们，很希望有更多机会将这种感念之情表而彰之。

　　将众多师长的人格风范与学术成就记录下来本身就是情感的表达。而且，读者很容易发现，作者在很多篇章中都使用“感念”“感佩”这样的字眼，看得出作者是一位很容易动情的人。他在昆明偶遇魏隐儒先生时，表现得“喜出望外”（《“小室无忧”》），对于王继权先生的帮助，作者心存感激，“小子何德何能，竟能得到王老师常年的垂青，实属不易。”（《来谕惓惓，亲如促叙》）然而，我们又很容易注意到，作者在表达情感时却并不热烈，而是点到即止。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众师长的表现中。姜亮夫先生对清华大学及清华导师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作者来自于清华，特意将其召至家中长谈。姜亮夫先生深情回忆在清华的学习与生活，言语中充满无限怀念与感激，“姜老经常感叹说自己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再也没有遇到清华这样的好学校了”（《记忆中的水木清华》）。然而，姜亮夫先生直接的抒情并不太多，谈得更多的还是清华导师的学术与对其教导的经历。

　　我想，这大概就是学者表达情感的方式，深沉而内敛。作者报考曹道衡先生的博士，是通过傅璇琮先生介绍的。曹道衡先生在病榻前告诉作者，他无意中翻出了当年傅璇琮先生当年的推荐信，并说出院后找来送给作者作纪念，后因曹先生去世而未能如愿。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曹先生与作者情感之细腻，以及对于师生、同道间情谊的珍视。作者与众师友的交往，因学术而结缘，其淡如水，而这也正是众师友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傅璇琮先生嘉惠学林，助人无数，在学界影响甚大，然而其八十岁大寿的庆祝场面冷清异常，因为傅先生事先约法三章，不允许大事铺张，这正是本色学者的处世之道。

　　作者笔下的师长及作者自己，往往将对自己帮助与教导的母校、师长的感激当成自己宝贵的人生财富，将之作为一种精神传递给后人。姜亮夫先生曾很庄重地对刘跃进先生等人说：“清华导师也是你们的祖师，要不辱使命。”对学校的热爱、对老师的尊重与回报，最重要的，不是口头的称颂，也不是平日里的嘘寒问暖，而是将学校与老师的良好的风气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影响一代代学子，斯文不坠。有感于此，作者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也有明确的要求：“如今，我也是一名老师，也要像王老师那样，努力工作，培养学生，多出成果，这也许是对王老师的最好回报。”（《来谕惓惓，亲如促叙》）事实上，除此之外，作者还利用社科院文研所的平台及个人的影响力将年轻的学者组织起来举办读书会等活动，指导年轻学者，促进学术的繁荣。作者认为：“我现在依然持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年轻学者，能够得到前辈的扶持，确实会影响一生。”至于这本《从师记》，更是将师长所授与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学界，嘉惠学林，功莫大焉。我想，作者是将自己对师长的感激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变成了指导、提携后进的动力。学术人的温情，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代一代传递着吧。

　　作者在《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中写道 ：

　　水有源，树有根。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有谁相伴。

　　《从师记》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点、陪伴我们这些后学在学术道路上前行的无声导师，也是直观展现学术的尊严与温情的舞台。我们感动于刘跃进先生勤勉好学的精神，羡慕其受教于众多饱学之士，更感激其金针度人。薪火相传，此之谓欤？

　　（作者系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通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