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信彩票_网信彩票

数字赋能 功能拓展——南浔持续提升城乡寄递服务******

　　深入推进快递业进村，构建城乡贯通、内外融合的现代快递物流网，对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意义重大。湖州市南浔区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拓展融合多种服务功能，扎实推进城乡寄递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城乡寄递服务水平和能效获得持续提升。2021年、2022年，该区连续两年承办全省邮政快递业“两进一出”工作推进会；2022年5月，作为全省城乡寄递公共服务均等化唯一试点承办现场会；南浔邮政管理局荣获2021年度全省邮政管理系统突出贡献集体奖。

　　“当前快递作为‘新开门七件事’之一，越来越成为城乡居民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近几年，我区快递收派量平均以每年40%速度增长，但农村快递服务质效远不如城镇，广大农村仍然是快递发展的薄弱区，推动城乡寄递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通过一系列举措为农村居民打造舒适便捷的寄递服务，是现实趋势更是民生实事。”南浔邮政管理局主要负责人说。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数字赋能成了南浔推进城乡寄递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最为显著的特点。该区以农村快递100%通达为目标，深植“管服融合”理念，开发“村易递在线”应用，联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开发“村邮助手”APP，运用数字技术、优化寄递流程、构建指数模型，打造“快件追踪”“通达地图”“企业画像”“协同智管”四大应用场景，推动农村寄递“管”出效率、“服”出便利，覆盖全区144个行政村（城镇规划区外）177个点位、10个快递62个网点，在全省率先实现所有快递品牌100%进村。

　　在优化体系上，南浔着力探索农村寄递服务新路径。目前，南浔正在加快建设一个区级邮政快递共配中心、七个镇街快递园区、N个村级快递便民服务点（共富驿站），形成“1+7+N”的区、镇、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在全省首创镇街快递网点园区化管理模式，推进乡镇末端网点标准化建设，可有效破解快递网点安全隐患多、监管难等痛点。

　　寄递服务如何助力共同富裕？南浔也在作出有效探索。在村级快递便民服务点全覆盖基础上，南浔以快递进村为链接，发挥快递引流作用，在农房集聚区、未来乡村等人流较大的区域大幅推广建设共富驿站。共富驿站实行专人管理，进驻金融、通信、商超、团购、招工等业务，充分发挥快递、银行、通信等多方优势，打造以寄递服务为基础、综合服务全拓展的农村集成服务新样板，实现群众就近办事“最多跑一次”。全区建成以双林镇七星桥村、练市镇荃步村等为代表的共富驿站28个。

　　改革出效率。目前，南浔快递企业派件时间平均缩短0.5天/件，跨部门协同处理案件平均时间由3天缩短为1天。农产品年均出村量20万余件，其中“快递+红美人”成为全区首个业务量超10万件的寄递服务农产品项目，“快递+淡水鱼苗”年业务量超3万件。快递园区、共富驿站纳入强村公司建设管理，快递营业网点租金成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快递园区、共富驿站的建设，带来一定的人流和物流，带动周边消费和服务，提供了卫生保洁、门卫、分拣等多个岗位，解决了村民就业，加上共富驿站带动农产品出村进城，实现助力1000余农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达才金）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