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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信彩票2023-12-23 17:48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也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色,它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八纲辨证为指导思想,以望闻问切为诊治手段,以各种天然草药为治病材料,形成了理论体系完备、治疗科学合理、取材丰富、价廉物美的医疗特色,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身体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名家,如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谧、孙思邈等,他们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宋代以来,许多文士也开始留心医学研究,将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和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进一步结合。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就是这种“儒医”精神的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受儒医文化的影响,许多文士在创作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中医药知识,传播中医药文化,让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充满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在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表现尤为突出。

  明初《三国演义》在描写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涉及许多中医内容,诸如中医学理论、外伤治疗、养生保健等,华佗“刮骨疗伤”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水浒传》也涉及了许多中医药知识,例如瘟病的治疗、刀剑外伤的治疗及中医美容的方法。明代中期的《西游记》虽然是一部神魔小说,但书中也描写了孙悟空治病救人的故事,充满着浓厚的中医药思想。《红楼梦》是清代“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书中不仅包含了丰富的中医药思想,而且通过延医诊病、养生保健等内容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医学素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不愧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不但底蕴深厚,而且富有生命力,尤其是在抗击“非典”和“新冠”疫情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中医药这个宝库,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无疑是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为此,应《博览群书》杂志编辑部之邀,我们组织名家研撰了“听四大名著讲中医”这组文章,为正在与疫情顽强斗争的人们送去温暖与力量。

  ——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冉耀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 汤静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位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全书在描写群雄逐鹿、纵横捭阖、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伐的同时,也描写了各种治病救人的故事,体现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思想,涉及医学理论、疾病医药、治疗方法,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加深了情感氛围的营造,强化了作品主题的表达。

  辨证施治,治病求本

  “辨证施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髓,即对病人的复杂症状进行观察和分析,综合判断病症,探求病机,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在“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治病求本”的宗旨。《黄帝内经》曾说:“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这一理论在《三国演义》中时有体现,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为了联吴抗曹,随鲁肃赴东吴,张昭竟以言挑衅,讽刺挖苦他辅佐刘备后,不但没有使其发展壮大,反而更不如前。诸葛亮面对刁难,不为所动,笑曰:

  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

  诸葛亮以病体衰弱来比喻刘备的困境,以用药、食疗之道来比喻治国大计。提出人患重病之后,身体抵抗力差,应当扶正固本,可先喝粥,服用平和之药;待病情好转,正气渐复,腹脏稍微调和,再以肉食进补,用猛药治之,便可祛除病根。反之,则很难保全性命,欲速愈而不达。此即中医常说的“病重者其药轻,病轻者其药重”,反映了古代中医辨证施治的智慧和经验。诸葛亮以治病作譬,雄辩滔滔,入情入理,义正词严,无懈可击,让东吴群儒折节叹服,最后促成“吴蜀联盟”,演绎了火烧赤壁的经典。

  还有第四十九回,诸葛亮神机妙算巧借东风。彼时,吴蜀两国定下火攻曹营之计。正值隆冬,北风呼啸,周瑜在意识到盼东南风无异于守株待兔后,不禁气郁上升,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中医认为心主血藏神,大惊会出现心气紊乱,气血失调,甚至精神错乱的症状。周瑜病倒的原因就是受到大惊的刺激,导致气血妄行,心悸不宁,兴奋和抑制系统失去平衡,才会口服凉药而全然无效。诸葛亮知其忧,认为“须先理其气,气若顺,则呼吸之间,自然痊可”,遂写下十六字药方,自言能于南屏山祭借东风。周瑜闻罢,气顺病消,霍然而安。诚然,此处对诸葛亮的才略虽有“神化”之嫌,却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的辨证施治理念。周瑜患疾是由“心病”,即盼东南风无望而起。诸葛亮施以“巧借东风”之良药,直达病灶所在,自然气顺而痊愈,此即所谓“心病须用心药医”之理。

  由是观之,“辨证”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中医如此,治国亦如此,医国之道与医人之理是相通的。如果国家“肌体”不畅,显露“病象”,也应辨证施治,治病求本。正如王符《潜夫论》所言:“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诸葛亮站在医者的角度探究治国之策,为相能经邦济世、修明政治,为医能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一位可以“医国”的“上医”。

  疾病描写,务求真实

  《三国演义》中许多疾病描写,都具有症候学意义上的真实性。既有触手可及的常见病,如董卓的肥胖症,司马昭的中风,孙策的金疮,关羽的痛风,张松的佝偻病,曹军的晕动病、水土不服等;也有层出不穷的疑难杂症,如刘备的痢疾,刘表的气疾,袁氏兄弟的吐血,曹休的疽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师的黑色素瘤等。其中,以瘟疫、刀箭外伤和情志病为主。

  首先是瘟疫。瘟疫在《三国演义》中从出现之初就蒙上了些许悲剧色彩,牵出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开篇第一回便毫不隐晦地陈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成因,桓帝宠信宦官,杀戮名士。灵帝即位,又有曹节等人弄权,“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就是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背景下,“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疫气” 就是疫病、瘟病,或者瘟疫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外感疾病。巨鹿张角凭借微末的医术,还有一部融阴阳五行、谶纬算命等内容于一体的《太平要术》,普施符水,救治绝望无助的灾民,很多人便追随他起义。再如第八十五回叙写曹丕遣三路大军伐吴,数十万兵马被内外夹攻,大败。“时值夏天,大疫流行”,造成“马步军十死六七”的局面,魏军纵使有心再与东吴重新交锋,也实在乏力,无奈只能引军回洛阳。三国混战,民不聊生,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

  其次是刀箭外伤。疆场上的厮杀和冷兵器的对决最容易引发骨折、脱臼及软组织损伤,甚至皮开肉绽而出血。第七回写孙坚攻打襄阳,单骑前往岘山,身中石、箭,多处受伤,脑浆迸流,寿止37岁。第九十九回孔明欲攻阴平、武都二城,派张苞、姜维等人前后围杀魏将郭淮、孙礼。张苞望见郭、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急忙追赶,不料连人带马跌入涧内。被后军救起时,头已跌破。无论是孙坚的“脑浆迸流”,还是张苞的“头已跌破”,均是暴力作用头部造成的脑外伤;第十八回夏侯惇与高顺、曹性交战,被射中左眼。第七十五回关羽中箭后,“归寨,拔出臂箭。原来箭头有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摹写得栩栩逼真、有声有色,着意渲染刀光剑影下受伤者的各种面容、行止举动,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最后是情志病。中医将喜、怒、忧、思、悲、惊、恐七种情绪称为“七情”,一个人若情志过极,就会阴阳失调,进而气血不畅,最终引发腑脏之疾。《三国演义》中有很多因为情绪波动而致病,甚至死亡的例子。如第十三回,杨彪、朱儁力劝横行无忌的郭汜,却险被监禁。杨彪对朱儁说:“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间耳!”言罢,二人抱头痛哭,昏绝于地。朱儁回家成病而死;第二十三回,国舅董承见曹操依仗武力骄横恣肆,却无计可施,只能长吁短叹,最终感愤成疾;第一百四回,李严听闻诸葛亮病逝,“亦大哭病死”。此外,周瑜生气吐血而亡是“怒则气上”,诸葛亮心力交瘁而早亡是“思则气结”,夏侯杰被张飞一喝吓得肝胆碎裂是“惊则气乱”。

  治疗方法,各具特色

  中医在与各类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围绕着以辨证施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逐渐衍生出砭、针、灸、药四种治疗方法,尝试通过疏通经络穴位,启动脏腑原有的功能。《三国演义》中常用的方法是外科手术和内服汤药,在文化传承中创新,在潜心探索中精进。

  首先是外科手术,集中呈现在医技精湛的华佗身上。第七十八回,曹操遍求良医治疗风疾,华歆在举荐华佗时说:

  其医术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灸,随手而愈。若患五脏六腑之疾,药不能效者,以麻肺汤饮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开其腹,以药汤洗其脏腑,病人略无疼痛。洗毕,然后以药线缝口,用药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复矣。其神妙如此!

  华歆盛赞其擅长针灸、贴敷,精于手术,还发明了麻醉剂“麻沸散”。有了先前“治愈周泰金疮”“为关羽刮骨疗毒”的铺垫,华佗为曹操诊脉视疾便顺理成章。虽然华佗的“开颅取涎”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反倒为曹操的疑心所致而屈死狱中,但这位杏林巨子的精湛医术却永远令人叹服和钦佩。

  其次是汤药。《三国演义》对一些药材的性质、用途有准确的表述,用方纯熟。有“蒜齑”,一种用捣碎了的蒜浸醋做成的酸菜。第七十八回讲述华佗遇人有饮食不下之病,令其饮用三升蒜齑汁,吐蛇一条,病愈。此处的“蛇”是一种寄生虫,“蒜齑”就是杀虫的良药。华佗对寄生虫病的病因也有正确认识,即“多食鱼腥,故有此毒”。还有“诸葛行军散”(又名武侯行军散)也颇有疗效。第八十八回描写诸葛亮亲征孟获,时值五月,天气异常酷热,蜀中差马岱押运解暑药和粮食至军营。据考证,马岱带来的解暑药就是诸葛亮亲自配制的“诸葛行军散”。据《中医大辞典》载,此药为淡橙黄色粉末,气芳香,味辛、凉,由犀牛黄、麝香、冰片等八味药材按比例研磨、混匀而成。适用于中暑昏晕、心腹烦闷等症。还有“薤叶芸香草”治疗瘴气的记载。第八十九回记述蜀兵征战南蛮,山险岭恶,黄昏时分,烟瘴大起。诸葛亮在老叟的指点下,采得“薤叶芸香草”,军士口含一叶后,瘴气不侵。中医认为,芸香草味辛、微苦,有止咳平喘、祛风利湿的功用。

  养生保健,以治未病

  “养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黄帝内经》有言 :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

  这意谓人从生命开始就要注意养生,在没有发生疾病的状态下,预先采取养生保健措施,才能延缓衰老和防病于未然。《三国演义》所描述人物的日常养生状态比较斑驳,养生方法也不成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饮食养生。古人云:“安身之本,必资于食。”食物种类繁多,所含营养成分和气味亦不同。为了实现“延年益寿”的目标,需要合理调配,全面均衡地摄取食物,主味薄,少厚味,忌偏食、多食。第十四回曹操入宫议事,见正议郎董昭眉清目秀,神采飞扬,遂向董昭请教养生之奥秘,对曰:“某无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董昭所说的“食淡”,一是少荤为淡,二是少盐为淡。这样的饮食秘笈看起来稀松平常,却是养生追求的高境界,与道家所提倡的“恬淡为上,胜而不美”之说相通。道家认为人乃禀天地之气而生,万事万物都要顺其自然,不能人为斧凿。反映在饮食上,就是追求淡味。

  其次是方药养生。历代不少帝王都痴迷于“仙方”,以求长生不老。第一百五回载,魏明帝曹睿刚即位三年,便一意孤行,在许昌大兴土木,修“芳林园”,以期与神仙往来,获长生不老之方。博士马钧奏道:“汉朝二十四帝,惟武帝享国最久,寿算极高,盖因服天上日精月华之气也。尝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一盘,名曰‘承露盘’,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浆’,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为屑,调和服之,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自是不可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中蕴含着积极的重人贵生的理念,丰富了中医防止早衰、延年益寿的实践及方法。

  最后是睡眠养生。中医认为,睡眠是人体阴阳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既能还精养气,还能健脾益胃。世人大都称颂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却很少关注他的养生方式——充足的睡眠。早年隐居隆中,诸葛亮过着躬耕陇亩的田园生活,且深谙睡眠之道。他称自己为 “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旁人言他是“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然而,处于苍凉乱世,他这条“龙”怎能安卧?无非欲借“睡”来韬光养晦而已。拥有充足的睡眠时,诸葛亮面如冠玉,容貌甚伟。走出茅庐后,身居丞相要职,日理万机,常常寝不安席,最后忧劳成疾。他的早逝愈发说明如果睡眠质量不佳,会对健康造成威胁。

  《三国演义》属于典型的世代累积型小说,是数辈人共同参与创作的结果。罗贯中将古今之事于谈笑间娓娓道来的同时,也在人物沉浮的字里行间传播中医经典、弘扬中医技艺。但需要强调的是,此书中与中医文化相关的记载和描述,并非局限于历史事件的简单重复和虚构世界的艺术创作,还饱含着作者对社会纷乱、人民疾苦惋惜、喟叹的情感温度。可以说,中医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让《三国演义》中“乱世无太平,乱世无长寿”的主题线索更加富有情节性,同时也给予了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和有益的人生思考。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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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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