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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非中合作为什么是互利共赢的？******

　　(中国这十年·他论)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非中合作为什么是互利共赢的？

　　中新社北京8月25日电题：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非中合作为什么是互利共赢的？

　　中新社记者吴旭

　　“由于我们的殖民历史，非洲大多数基础设施过去都是为了从非洲大陆运输原材料而建，对非洲的联通性和非洲内部贸易没有任何好处。”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投资合作为非洲基础设施和物流更好服务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双赢”解决方案。

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投资合作为非洲基础设施和物流更好服务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双赢”解决方案。图为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中新社发南非驻华使馆供图

　　非中合作为什么是互利共赢的？

　　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非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8月18日举行，中国外交部表示，会议成果将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去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行是非中合作发展的见证。”谢胜文表示，非中共同推动会议成果落实，目前已取得不少积极进展，许多非洲国家在贸易、投资、发展等领域持续受益。

　　“中非合作论坛是双方以平等、团结、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事务等原则为基础、开展务实共赢伙伴关系的真实写照。”谢胜文强调，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双方就应对疫情、恢复经济发展等务实举措进行探讨，尽管困难重重，但取得可喜进展。这再次表明，非中合作的方向是正确的。

　　泛非智库非洲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支持非洲国家铁路、公路、港口、大坝、工业、数字互联互通等现代基础设施项目，为非洲大陆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

　　“中非基础设施项目对非洲国家加强互联互通，以及实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设想的非洲内部贸易增长目标，都至关重要。”在谢胜文看来，投资合作首先有助于帮助非洲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同时也使中国的技术和产品通过产能合作的方式进入非洲大陆，进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比如，来自中国的技术团队目前正在南非进行小型港口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该项目旨在积极发展南非的小型港口基础设施，为南非的贸易物流作出积极贡献。”谢胜文举例说，2021年，非中双边贸易总额再创新高，中国已经连续12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非中合作在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尤其在减少非洲国家贫困方面取得的成果实实在在。”

　　非洲如何学好“中国减贫学”？

　　联合国发布的《非洲2021年经济发展报告》，总结了过去十年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非洲的总体贫困水平略微下降，但是贫富差距、不平等现象日渐突出，新冠疫情更是增加了非洲的贫困人口数量。

　　“中国已经迎来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时刻，非洲仍然在减贫的路上奋斗。”谢胜文说，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为非洲国家减贫树立了榜样，非洲需要从中国脱贫减贫的行动中汲取经验。

　　“中国的发展改善了偏远农村地区人民的实际生活条件。我们注意到，为了实现这一里程碑式的目标，中国优先考虑有效分配福利资金和进行大规模的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人民摆脱贫困。”谢胜文认为，中国重视农业发展、为农业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的做法，尤其值得非洲学习。

　　“中国政府实施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让每个人受益，而不仅仅是让小型投资团体受益。”谢胜文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地同贫困作斗争，确保在14亿人口的全国范围内消除绝对贫困，不让一个人掉队。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中国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抱有信心，中国的发展目标和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南非，也需要国际社会将同中国的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谢胜文进一步指出，南非将加强同中国的政治交往和促进贸易投资作为优先事项，为此，两国在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峰会等多边机制框架内开展合作，以促进和提升两国外交关系和经济发展。

　　“这些合作体现了双方对政治外交关系的重视。”谢胜文强调，“更重要的是，使南非能够追求其外交政策目标，以及促进非洲大陆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这绝对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完)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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